煤炭：四季度“煤”逢三“劫”

另外，托克维尔还非常有新意地指出，在大革命爆发的国度，革命成功之后的制宪权主体也最具有宽恕旧罪恶的主观可能性——爆发大革命的国家，人民都很有修养，也都是追求理想的人。

在不确定或未知的状况下，也必须尽可能消除侵害基本权利的风险。在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中，海牙国际法庭认为，预防径路即使在法规的解释和适用上是适当的，它也不允许转换举证责任。

[26]李斗領「リスク（安全）行政における政策管理手法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早稲田法学79巻4号（2004年）223頁参照。（一）《欧委会通讯》中的举证责任倒置 在风险规制中，是由风险规制的一方，还是由制造出风险的一方来证明是否应当容许进行有风险的活动，就是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但因为风险的不确定性，国家在采取风险预防措施时存在较大的裁量空间，也容易侵害经营自由、科研自由或引发贸易纠纷。在风险预防措施的合法性引起争讼时，因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而难以适用客观性举证责任，应由双方主体在各自的责任范围内举证说明，以帮助法院解明案情，适时作出裁判。因此，证明责任的转移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

这时，立法者为了预防，在证明安全之前就视为有害，将举证责任课予产品供给者一方。[23]在风险分析中，不确定性是附随于风险评估而产生的。以下本文从相关判例切入，解释此处等中可能应有的内容。

[xxxvi]（2）所补充的诉讼规范限于民事诉讼法，不及民事实体法。[vii]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9年第2期。[xxxv]于安、江必新、郑淑娜：《行政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但事实上，如前所述，诚信诉讼是新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义务和基本原则，行政诉讼法参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该原则，不应存在任何逻辑障碍，因此，如果当事人的行为构成非诚信诉讼行为，在判决中直接确认其违反诚信原则并作为主要的判决理由，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所使用是行政诉讼性质，与本规则采用行政诉讼目的有所不同，中国大陆也有学者采用行政诉讼性质一词。从最高法院这先后两条的司法解释看，有以下几点内容值得关注：（1）将《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中的适用改为参照。

2017年《行政诉讼法》修改增加行政公益诉讼之后，《行政诉讼法》第101条适用也遇到了新问题。如中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采用每一节的最后一条规定准用《民事诉讼法》的具体条文序数。（2）除了上述十个方面以外的部分，也并非一概适用或者一概不予适用。在四川科泰特种水产试验中心申请郫都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行政赔偿案中，法院认为，肖登连以其作为起诉人注册资金101万的唯一合法法定代表人而代表起诉人起诉，其并未提交起诉人现已经变更其为法定代表人之决议或者其他证据，或者其已获得起诉人授权代理起诉的证据，其以起诉人名义提起行政诉讼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那么，在办公室主任拒绝签收的情况下由委托代理人签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呢?在喀左县中三家金矿与朝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行政确认案件中，法院认为：中三家金矿认为的只有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收才有法律效力的答辩意见无法律根据，62号决定书的送达程序并无不当，视为在2016年12月8日完成了送达。《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1款第1项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此阶段初始的民事诉讼规范适用是将行政案件当作一类民事案件，法院根据行政案件的特性和审理的需要，适用相关的民事诉讼规范。民事诉讼规范是由全国人大创制的，即使它本身不合法，法院也无权审查。

[vi]何海波、晏翀、严驰恒：《法治的脚步声——中国行政法大事记（1978—2014）》，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18页。作者简介：章剑生，法学博士，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

[xv]应松年主编：《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第一，原告法定代表人资格确定。

[xx]从立法技术上看，将所有可适用于行政诉讼的民事诉讼法规定都纳入这次修法不合适。《行政诉讼法》对人民检察院监督行政案件仅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对相关的程序规定，不再作与《民事诉讼法》相同的程序性规定。（3）哪些民事诉讼规范可以参照，无论是《若干意见》还是《若干解释》都没有作出明确的列举，由法官在个案中裁量。其次，是保留参照还是改为适用。进入专题： 行政诉讼 民事诉讼规范适用 。因此，草案规定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参照规章的规定，是考虑了上述两种不同的意见，对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规章，法院要参照审理，对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原则精神的规章，法院可以有灵活处理的余地。

胡亚芬的再审申请不符合行政诉讼法91条规定的情形。在诉讼程序中，立法以等作不完全列举的例示性规定。

如行政诉讼中的最长诉讼保护期限，它是参照《民法通则》规定设计，但因为行政法律关系的特殊性，排除了《民法通则》第137条关于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的适用。据此，再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按照撤诉处理的裁定事实认定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因所列事项采用例示+等立法模式，似乎因等而导出补充民事诉讼规范范围的不确定性，这是一个不正确的结论。《行政诉讼法》改《若干解释》的参照为适用，可以解读为立法机关想表达一种不同于《若干解释》的立法旨意。

注释: [i] 行政诉讼法作为三大基本诉讼法，应当有一套完整的程序规定，参照民事诉讼法不够严肃。《行政协议解释》相关条款涉及两个问题：（1）诉讼时效。因法人是拟制的人，所以当行政诉讼原告是法人时，其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行使诉权。由于参照本身的模糊性，且避免与参照规章的混用，《行政诉讼法》改用适用也是十分妥当的。

胡亚芬的行为明显违反诉讼诚信规则，也违反相关庭审纪律，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xxix]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编：《行政诉讼法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1页。

因此，从节约立法资源、简化诉讼立法角度出发，民事诉讼中部分规范可以不需要在行政诉讼法重复规定，行政诉讼可以适用这部分民事诉讼规范。在《行政诉讼法》修改过程中，也有常委会委员认为，除了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外，检察机关办理行政抗诉案件也应适用相关的民事诉讼程序。

[xxxvi]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法[2004]96号）。[xxxii] 在比较法上，如中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307-1条规定：民事诉讼法之规定，除本法已规定准用者外，与行政诉讼性质不相抵触者，亦准用之。

不过，本文认为，这种情形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101条调整的范围，而应是《行政诉讼法》第63条规定之适用。[xxxiv]本文认为，不同性质的诉讼法，取决于诉讼法的立法目的，也就是说，诉讼法的性质主要是由该法的立法目的决定的。在国家法制重建初期，相对于行政诉讼来说，人们更熟悉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因此，当有行政案件需要依法审理但又没有可以适用的行政诉讼法时，法院只能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之间作出选择。对于被诉行政行为经审查合法，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可以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但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发布的郑太发不服土地管理行政处罚案等几个案例中，法院创制了维持判决的裁判方式。

文章来源：《行政法学研究》2021年第1期。[v]马原主编：《中国行政诉讼法教程》（修订版），红旗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首先，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因此不可能完全割断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因此，人民法院不应进行调解。

如何取舍，建议把握以下原则：一是属于行政诉讼法基本框架的重要程序制度的，要补充进来。基于上述考虑，本文首先考察了行政诉讼中适用民事诉讼规范的制度变迁，然后对《行政诉讼法》第101条作解释论的分析，并尝试整理出一个行政诉讼中适用民事诉讼规范的制度框架。